“被告人邢某某非法猎捕、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中华鲟，破坏国家野生动物资源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，请求法院判令邢某某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共计人民币4万元，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。”日前，崇明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长三角区域首例非法猎捕、杀害中华鲟犯罪案件。在刑事案件部分审理完毕后，检察官又提起了公益诉讼，并获法院支持。
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就一起非法猎捕、杀害中华鲟案件提起公益诉讼
自2017年7月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实施，公益诉讼正式成为检察机关职能以来，类似的场景频繁出现在上海的法庭上。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中，都能看到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身影。
昨天（18日）下午，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》，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“撑腰”。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许祥云看来，《决定》将为本市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更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公益诉讼取得明显成效
公益诉讼是新时代“四大检察”职能之一。目前，本市各级检察院都成立了专门的公益诉讼办理部门或办案团队。市检察院还开发了“随手拍”公益诉讼举报平台并入驻“一网通办”市民云，各基层检察院也探索建立公益诉讼联络员、观察员、特邀检察官助理等制度。
数据显示，公益诉讼开展近3年，上海检察机关共接到线索3500余条，立案1399件，起诉42件。
在一起环境污染案件中，本市一家工厂连续2年多向河道排放洗涤金属件后的废水，造成严重污染，相关负责人被判刑的同时，被告公司赔偿因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30余万元，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。在另一起案件中，被告人在销售的减肥药品中添加违禁成分“西布曲明”，因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被判令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，并支付其所生产销售的伪劣减肥保健产品价值10倍的赔偿金24.8万元。
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走访非法采砂现场
“公益诉讼取得了让大家看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成效。”不少人大代表在了解检察机关的工作后给出这样的评价。据统计，仅去年一年，上海检察机关便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和土壤面积1847亩，清理48.5公里被污染河道，督促行政机关清理生活垃圾7200余吨、固体废物近4万吨，针对售卖过期食品、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等制发诉前检察建议72件，142件问题商户因此受到处罚。
一系列案件成功办理，也在社会公众中逐渐打响了上海检察公益诉讼的知名度。公益诉讼工作启动之初，检察官面临的最大困难，就是缺乏案件线索。但去年，这一情况得到极大改观。公众全年为检察机关提供了325件成案线索，占比从2018年的19.5%上升至44.3%。
办案领域将进一步拓展
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，公益诉讼检察官也感觉到了“瓶颈”——制度供给不足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发挥。
“作为一座优秀历史建筑，位于虹口区的德邻公寓自2015年8月以来，就因违法施工持续受损，至今未被修复。”看到电视新闻报道，虹口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刘庆和万力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公益诉讼线索。
但很快，检察官们便犯了难。在公益诉讼领域有个“4+1”，即法律规定，检察机关可以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国有财产保护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以及英雄烈士保护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。保护老建筑，似乎和其中哪块都不搭边，这还属于检察官职权范围吗？
在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的情况下，上海检察机关选择以个案为突破口，尝试逐步拓展公益诉讼办案范围。虹口区检察院最终将德邻公寓案纳入公益诉讼办案范围，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，督促限期整改，获得积极回应。该案例还入选了“2019年度上海法治建设十大优秀案例”。
去年以来，检察机关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公益诉讼探索。浦东、杨浦、静安等区检察院开展手机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问题专项调查，向11家过度索取用户信息的运营商制发检察建议。徐汇检察院发现，辖区内有两个住宅区存在明显消防隐患，督促行政机关加紧整改。闵行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彭向宇在实地走访后，针对小区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向行政机关制发了检察建议。
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检测水质污染情况
《决定》充分肯定了上海检察机关的前期探索，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围绕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、金融秩序维护、信息安全、反知识产权垄断、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等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。
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，最高检也支持各省市检察院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积极稳妥的探索。现在《决定》结合上海实际明确列举了检察机关可以介入的一些领域，为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。”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屠春含说。
公益诉讼不再束手束脚
除了拓展公益诉讼范围，此次通过的《决定》还在与行政机关衔接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，可以说是一部全方位的公益诉讼地方立法。
“《决定》明确，检察机关可以就公益受损提起确认之诉，这对于处理公益保护与私权救济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”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林仪明介绍，确认之诉是指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公共利益受到损害。这有何意义呢？
“比如，有厂家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，短期内可能对人体没有明显损害，但长期食用会形成累积性损害，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。现在有了《决定》，检察机关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，如果法院判定这些食品损害了公共利益，消费者就可以以此为范例向厂家维权。”林仪明分析，这项制度也可以运用在探索“金融秩序”类公益诉讼中，如遇证券虚假陈述疑似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一旦确认请求得到法院支持，就为股民维权作出了示范，方便后续维权。
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《决定》在给上海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更大舞台的同时，也给这支队伍提出了更大挑战。
“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压力。”屠春含说，目前，公益诉讼“案多人少”的问题已经较为突出，尤其是随着金融、知识产权这两个更加专业的领域被纳入公益诉讼范畴，对检察官的能力要求更高。
接下来，检察机关一方面将通过技术部门参与等方式内部挖潜，一方面计划聘请更多专业人士、机构参与公益诉讼办理，“总的来说，一线办案力量要配齐，要往专门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。”
栏目主编：王海燕 文字编辑：王闲乐 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：朱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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